? ■ 张钦昱 胡佳淇 一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实践 2021年5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指出，深圳要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模式和路径，先行先试、引领示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意见》结合深圳城市发展需要和法治建设实际，提出了“七个率先”重点任务。4年来，深圳紧扣“先行示范”重要使命，在立法、执法、基层治理、司法方面大胆探索、积累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实践做法。 贯彻“头啖汤、小快灵”立法机制，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 深圳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快反应、击要害、解难题，为产业跨越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第一，以“头啖汤”式立法护航改革挺进“深水区”。深圳坚持立法先行、高位推进，在科技创新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等领域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等经济特区法规，创下“全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专项法规”“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等多个“全国首部”，消除科技创新无法可依的痛点，破除要素流通有法难依的堵点，引领深圳城市发展向“新”而行。 第二，以“小快灵”式立法承载社会治理“大民生”。深圳坚持立法问题导向、探索用小法办大事，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学前教育条例》等一系列针对性强、适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小切口”法规。深圳“小快灵”式立法采用“量身定制”手段，实质性解决改革发展热点难点问题与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所立之法成为所需之法。 落实“四个度”服务型执法体制，全面提高执法质量 深圳坚持“监管为民”理念，通过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的“四个度”服务型执法模式，提高执法质量，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合规有深度，帮扶有力度。深圳坚持全流程的执法理念，既注重执法前精准指导，又注重执法后有效帮扶。在执法前，深圳实施“滴灌式”“体检式”“互达式”深度合规指导，即针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困境辅导、预防性合规体检、跟踪性诉求即办，有效推动监管由静态查错向动态预防转变。在执法后，深圳致力于为中小微主体提供信用修复、品牌培育、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指导帮扶，实现从执法处罚的“管理型”政府向执后扶企的“服务型”政府延伸，扎实做好执法后半篇文章。 第二，监管有精度，执法有温度。为进一步落实服务型执法原则，深圳市场监管部门尽可能做到在企业检查过程中不重复检查、不多重检查、不入企检查，最大程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打扰。2025年6月，罗湖区司法局率先构建《涉企首违不罚事项清单》《涉企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涉企行政裁量权基准(从轻、减轻)事项清单》三张清单并公布，建立“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柔性执法机制，实现科学执法、精准执法与柔性执法协同发力，增强企业对监管执法的预期。 创新“一张网”基层治理机制，“一站式”响应群众关切 深圳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以网格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以平台建设提升运行效率，以制度建设强化规范管理，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地服务民生、惠及群众。 第一，织密基层治理网络。深圳通过《深圳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推动公共数据资源下沉基层，以科技赋能网格化服务管理。202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第71条规定：“整合行政部门下沉社区事项和人力资源，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推动资源、管理、服务下沉，以人力赋能网格化服务管理。 第二，优化民意响应机制。在移民占比超70%的超大城市治理过程中，深圳以有效感知、快速回应民意诉求，维护社会稳定。深圳在2022年打造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核心平台“@深圳-民意速办”，整合全市537个民生诉求渠道，处理民生诉求、解答群众疑问、采纳市民建议，推动民生事项一口受理、分类转派、限时办结、实时反馈。2024年，深圳出台《深圳市民生诉求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形成“1+5+N”制度规范体系，标志着深圳市民生诉求响应机制从平台“有没有、通不通”的初期整合与流程设计，过渡到“好不好、稳不稳”的规范化、法治化、长效化新阶段。 推进“软联通”司法规则机制，提升司法裁判可预期性 深圳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优化司法举措，推进审判专业化建设，加强审判职能上的内部联通，同时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区域法域间的外部联通，为大湾区法治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第一，“三合一”审判职能统筹融合。诸如知识产权、证券期货等案件，具有复杂性、专业性、隐蔽性、涉众性，难以形成统一裁判标准。为此，2022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启动证券期货领域审判专业化改革，将证券期货领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统一归口至深圳金融法庭集中审理，以整合审判资源、统一审判标准、提升审判效能。由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为全国首家实行证券期货案件“三合一”审理的法院。 第二，跨区域跨法域司法衔接融通。2021年底，深圳前海成立了ADR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在全国率先聘请香港调解组织调解涉港商事案件。2022年，深圳前海在诉讼规则衔接方面制定简化涉港澳诉讼程序等8个配套制度，逐步形成跨境商事法律规则衔接的全覆盖。这些举措，有效地完善跨域司法协同，推动裁判规则统一，增强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二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成效 深圳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制度供给、法治政府建设、市域社会治理、司法文明环境等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系统性、突破性成果。 立法供给进入新阶段，形成特色法治城市制度体系 深圳立足“双区”建设战略需求，以立法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完善制度体系。 第一，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深圳破解新兴领域“无法可依”的制度困局，以立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深圳先后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等，首创了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划分规则和空域管理标准等系列规则。 第二，为国家高质量立法探明道路。深圳针对人工智能、细胞和基因产业等尚未有国家立法的前沿领域，率先构建基础规则，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细胞和基因产业促进条例》等法规，为生成式AI治理、细胞和基因产品经营等空白领域建立“制度沙盒”。2021年7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作出全国首例知识产权行政禁令决定书，突破国家层面仅有司法禁令的限制，快速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法治政府建成新模式，全方位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深圳获评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连续4年获评“营商环境口碑最佳城市”，并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模拟评估中进入全球前20。 第一，建成一流法治政府，行政执法效能大幅提升。深圳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历经从“健全”、“持续健全”到“完善”的阶段性提升。工作宗旨从“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行政执法水平”“聚焦行政执法质量提升”到“坚持问题导向”的阶段。行政执法工作实现从全面推进到专项整治、从刚性监管到刚柔并济、从经验依赖向数据赋能的深度转型。 第二，建成一流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提供广阔空间。2024年，深圳出台《深圳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评价体系》，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营商制度充分保障。2023年以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商业纠纷”指标在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中连续保持全省第一，并通过《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3-2025年)》等文件，有效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化、多元化、专业化发展，全方位保障市场主体权益。 市域治理开创新局面，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深圳聚焦市级优势、突出市域特点、创新市域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增强民生福祉的治理新路子。 第一，市域治理“深圳样板”基本成型，有效破解“大城市病”。2023年，深圳获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相关工作经验获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宝安区探索“五个一”工程，光明区推出“光明模式”，南山区打造“南山样本”，共同形成市域治理的“深圳样板”，以治理重心下沉，破解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流动性强的问题和社区规模大、治理链条长、资源配置难等问题。 第二，从“民生七有”到“民生七优”，打造“民生幸福标杆”。2022年，《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第2条提出“七有”民生目标。2025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将“打造‘民生七优’幸福标杆”列为2025年度十大工作安排之一。从“七有”到“七优”，深圳市形成了劳有所得、学有优教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比如：深圳市《劳动用工信用监管指引》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劳动用工领域的信用监管类地方标准。从“七有”到“七优”的转变，标志着民生保障由兜底性、基础性向普惠性发展。 司法环境形成新生态，实现涉外涉港澳法治深层次融合 深圳推进司法文明环境建设，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时性，健全涉外涉港澳司法规则衔接、司法机制对接、司法裁判互认体系，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融合“快车道”。 第一，形成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环境。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是衡量司法文明的关键指标。深圳市司法机关坚持实质正义，审判机关遵循法律适用统一、权利救济统一、错案纠正统一这“三个统一”。2024年度，全市法院上诉率同比下降24.2%，一审裁判重审、改判率下降27.5%，裁判公信力与终局性显著上升，营造了实质正义的良好司法环境。 第二，形成涉外涉港澳的司法协作新格局。深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发布《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指引(2025版)》，服务“引进来”，助力“走出去”。2024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裁定对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件采取保全措施，推动建设“双城两院”，有效降低区际国际商事活动的维权成本和制度壁垒，在“双区驱动”战略下，护航大湾区要素的高效流通。 三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的展望 深圳立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的谋划启动新阶段，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一体化推进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司法环境建设，确保先行持续引领，试点不断示范。 对完善法治城市的建议 第一，构建新兴领域立法风险分级响应机制。深圳作为国家科技创新高地，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快、制度需求强、监管挑战大。建议根据风险性质、涉及主体范围、现有规则适配度等因素，将新兴产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潜在风险分为低中高三个层级。对低风险情形，通过政策指引、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对中风险情形，在总结行业经验的基础上优化现行规章或制度；对高风险且现有制度明显缺位的领域，启动地方立法程序。 第二，建立民生立法基层直达机制。涉及教育、劳动、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立法工作，深圳应将重心下沉至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社区等治理单元，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立法听证，科学设定企业职工、新市民、中小微经营者等群体代表的参与比例和意见采纳比例，确保立法过程覆盖最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同时，深圳可依托民意速办平台，将高频、共性民生诉求转化为优先立法项目，推动立法“触角”直抵基层“末梢”，更好回应基层关切。 对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议 第一，创新“以合规换空间”的执法激励机制。深圳是国内少数兼具国际化压力、产业密度高、创新活跃度强等属性的城市，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面临合规压力。深圳可对小微企业建立差异化执法激励机制：对通过合规评定、在一定周期内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企业，适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频次、降低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幅度，并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创新补贴、产业扶持等“绿色清单”，让它们的合规投入能够直接转化为市场准入优势与发展红利，推动执法功能由单一惩戒威慑向促进合规经营转变。 第二，创设“跨境合规试验区”执法豁免机制。针对经营主体因深港澳规则差异导致的被动违法困境，可在前海等重点区域划定跨境合规试点区，对港澳经营主体非故意、且未对营商环境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先行整改、暂缓处罚”的容错做法，并建立由深港澳三地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法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跨境合规辅导机制，为涉事企业制定整改方案并跟踪落实。在整改期结束后，企业经评估通过整改达到合规标准的，可依法免予处罚，从而形成跨境营商规则衔接、执法尺度统一、合规成本可控的制度创新路径。 对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议 第一，构建新市民法治参与激励机制。针对深圳非户籍人口占比超74%的移民城市特质，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降低新市民在政治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和法律认同上的门槛。深圳可将履行生效裁判、依法申报风险并整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行为，纳入法治参与的综合评价体系，设定分层激励标准，并在社会治理各环节给表现突出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更多参与机会，推动多元群体融入城市共同体。 第二，推行网格长和轮值网格长“双负责人”机制。建议构建由常设与轮值的网格工作负责人共同承担基层治理职责的模式。常设网格工作负责人负责统筹指导和制度落实，确保治理工作的连续性和专业性；轮值网格工作负责人由社区居民自主报名、接受培训并通过考核后担任，按周期轮换参与具体事务，增强基层治理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双负责人”机制推动基层法治治理从单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实现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对完善司法环境的建议 第一，推进涉外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建议推动建立司法协同负面清单机制，明确互认例外事项、精确划定法域适用边界，以互认为原则，以否定互认为例外，系统解决港澳地区及国外法律与内地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冲突与空白。 第二，推进跨法域法律文书转换衔接机制。建议通过科学梳理和系统归纳各法域在制度设计、程序规则等方面的差异，制定转换规范和操作指引，确保合同文本、司法判决、行政裁定等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域之间实现精准对应和无障碍理解。明确转换标准和裁判规则，能够有效减少因法律体系差异引发的理解偏差和权利受损风险，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深圳建设法治先行示范城市，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模式和路径，推动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与司法环境建设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未来，期待深圳继续打造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城市样本，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大局的进程中，继续发挥先行之锐和示范之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防范系统性风险与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法律机制研究”(23&ZD157)】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