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 发于2025.8.11总第119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每天骑着摩托车在沙漠边缘转悠，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护林员的日常。虽然安有监控，但由于面积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护。护林员白天巡护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边缘的护林房中，为的是保护好一条“边”。 6月30日，腾格里沙漠宁夏境内锁边完成。这条“边”由草方格、灌木带和乔木林构成，长约153公里，最窄处10公里，最宽处则达到了38公里。 “锁边栽的柠条、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长起来之后，会有骆驼、牛、羊来吃。护林员要防止这些植被被动物破坏，另外也要防火。”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黑林村村民董连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腾格里沙漠不是中国第一个被锁边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随着最后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国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也被一条3046公里长的绿色阻沙防护带“锁”了起来。 两大沙漠的锁边，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下称“六六座谈会”)时强调，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以及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这三大战役。腾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正是前两场战役的标志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副研究员崔桂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锁边的背后，是我国“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余年理念、技术的革新。 危险而复杂的沙漠边缘 在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正高级林业工程师唐希明的记忆里，中卫人的生活，最初就是与沙共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天上不见鸟，地下不见草。”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流传的几句谚语，一场风沙能吹弯庄稼，能把家门堵住，能把铁路给埋了。 到董连山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依然如此。“过去，沙坡头有果园、庄稼地，沙尘暴一来，果树的花没了，农田也没了。”在他13岁那年，沙坡头刮了一场很大的沙尘暴。当时是5月，村民们正在育秧，准备栽稻子。一场风暴后，稻苗上覆盖的薄膜全部被刮飞，“10来分钟啥都没了”。还有一个孩子被刮到水渠里，淹死了。 治沙是中卫的必然选择。从地图上看，宁夏三面环沙：东边是毛乌素沙地，北边是乌兰布和沙漠，西边是腾格里沙漠。其中，中卫地处蒙甘宁三省区交界、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是祁连山和贺兰山的交汇处，也是腾格里沙漠向东扩张的唯一出口。 “中卫在西北风的下风口，腾格里沙漠的风沙每年会向东南方移动四五米，如果不把边缘锁住，我们的农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都会遭到风沙侵害，黄河的泥沙含量也会增加。而且中卫还是西气东输通道的重要节点，所以这个区域的风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卫人的治沙尝试开始得很早。20世纪50年代，第一条穿越沙漠的包兰铁路建设时，全国首个专业性治沙林场“中卫固沙林场”成立，沙坡头村民就开始扎草方格以保卫铁路。在董连山的记忆中，从小，二大伯和许多乡亲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为其中一员。 草方格是一种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锁边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连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个男工、一个女工两人一组。女工把草铺成1米×1米的方块，男工用铁锹把草拦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里，一半留在外面。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发挥阻挡风沙的作用。 虽然听起来简单，但草方格扎起来也有很多讲究。董连山说，草方格的尺寸要严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厘米；每个草方格还要用够0.5到0.6斤的草料，“否则风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为草方格质量不过关开除过工人。“工人们一天吃不够5顿饭，干不动活。”董连山说。 尽管如此，传统的草方格2到3年就会风化，需要重新扎设。在锁边过程中，董连山等工人需要一边扎着新的，一边补着旧的。 在现实的需求和技术的发展下，唐希明和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共同研发出“刷状网绳式草方格”。这是一种机械编织的瓶刷状草绳，与传统草方格不同，刷状网绳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网绳交叉处，无须人工用铁锹将麦草扎进地里，但使用寿命却能够达到6年。大家反复试验后发现，刷状网绳铺设后，风阻较小，并不会被风刮走，而且刮风时沙子在草方格里打转，能“借风使力”，起到固定草绳的作用。 “像我们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亩来地，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设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锁边工程中大面积应用。”董连山说。 不过，草方格并非所有地区锁边的最有效方式。“沙漠边缘极为复杂，锁边绝不是像一盆水满了往外流，我们把这个盆加高这么简单。水、风沙的物理运动，都会影响沙漠边缘形态以及锁边的方法。”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干旱区防沙治沙与沙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雷加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草方格适用于降水条件较好的地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范敬龙说，在腾格里沙漠宁夏境内和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当地的降水足以支撑草籽生长，使其达到减少近地表风沙流动的效果。“但同样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较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草籽根本无法生长，一场风就把它埋了，这时最简单的芦苇沙障反而最有效。” 风向、风力大小也决定着如何锁边，沙粒大小会影响风沙的扩散范围，沙粒能跳多高也影响着沙障设置的高度和间距。高鑫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常情况下，阻沙设施要与风向垂直，才能起到防护效果。但锁边过程中，有些地方的防护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仅没有起到防护效果，还浪费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并非“是边都要锁”。仅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绿洲、盐碱地等多种形态土地类型，因此，判断哪里是“边”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崔桂鹏解释说，锁边遵循的原则是因害设防。“是否锁边和沙漠边缘的扩张方向、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有关。锁边的重点区域通常位于人类活动区域的上风向，人们在这些地方有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无人区，就无须开展大规模的锁边。” 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攻坚 这些年里，在治沙领域，锁边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访者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六六座谈会后，锁边明显更受重视，得到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大。为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中卫市编制《中卫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规划(2023—2030年)》，先后投入资金26亿元。 重视锁边的背后，是我国“三北”工程的经验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变革。“锁边工程包含了很多层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调水解决天然绿洲缺水问题、治理盐碱地。锁边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体现。”崔桂鹏说。 早在1950年，国务院就牵头成立了治沙领导小组。这一阶段的荒漠化防治强调动员群众，“向沙漠进军”，试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术，如陕西榆林和甘肃民勤等沙区的飞播造林种草试验，以及从苏联引入、经本土化成为“中国魔方”的草方格。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摸清家底”的过程。“1959年第一次开展全国沙漠的综合科考，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沙漠的总面积。”崔桂鹏说。 197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原国家林业总局《关于在“三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三北”工程正式启动，我国防沙治沙进入了依靠国家意志、重大工程带动的阶段。 “三北”工程建设期规划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阶段八期，当前正处于第三阶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启动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无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朱教君等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三北区域防护林总面积相较1978年增加91.8%，沙区农田粮食增产提升明显，固沙植被对减少荒漠化的贡献率为37.8%，水土保持林减少水土流失的贡献率为61%，固碳增汇作用显著。 在崔桂鹏眼里，当前，“三北”工程已从最初旨在应对荒漠化地区日趋严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灾害的“被动施治”有了转变。“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护林的营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综合、系统。现在我们不只是造林了，还要综合考虑气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广抗旱防风沙的乔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综合的植被体系。”崔桂鹏说，这也是为什么六六座谈会之后，“三北”防护林工程被统称为“三北”工程。 “过去我们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现在除了保生态，还要保发展，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所以我们抓住东中西部重点地区，根据其不同的自然条件来分类施策。”在崔桂鹏看来，六六座谈会“三大战役”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逻辑，从被动应急响应，转向了主动战略攻坚。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刘拐沙头为例，乌兰布和沙漠的风沙如果吹进黄河，会造成黄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过去，我们的治理方式是把这一小段锁住，保护黄河。但现在，我们会主动对正在往黄河方向移动，但还没有对黄河产生危害的沙丘进行处理，保护该区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样，起到预防的作用。”崔桂鹏说。 雷加强也提到，过去，人类活动以绿洲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护绿洲为重点，锁的是绿洲的“边”。如今给沙漠锁边，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续，又是一种“从保卫战到阻击战”的拓展。 如何进一步科学治沙？ 尽管“三北”工程成效显著，政策、资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调查公布数据，截至201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6.8%；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7.6%；全国还有27.9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具有明显沙化趋势。每年因荒漠化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40亿元，将近4亿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荒漠化问题的困扰。 六六座谈会也提到，我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绿”的挑战。2021年5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绿，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六六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发展节水林草。 不过，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于农田防护林是“三北”工程前两期的重点，为尽快建立起防护林体系，尽早发挥防护效益，不少地方选择了适应性强、生长迅速的杨树为造林树种。但由于未考虑水资源承载力、树种选择不当、片面追求造林面积/密度，造成了防护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鹏看来，受当时经济和科学条件的限制，这是基于历史条件的一种权衡。“杨树种植简单，好存活、寿命长，长得又快又高，是当时别无他选、最现实的选择。现在，科研人员正在研发更加抗干旱、防虫害的杨树树种，种得也不那么密了。” 唐希明也经历过这种探索。他曾引进14个树种，最后发现只有柠条、花棒、杨柴、沙柳等五六个种类能够活下来。在种植密度上，他先后尝试过每亩地种330棵、220棵。结果赶上2022年和2023年比较干旱少雨，许多树都死了。 “种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过实验，我们现在采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亩种110棵树，最终能够保证80颗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减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说。 但也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以水定绿的现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资源条件不适合种树，但随着‘三北’工程的推进，地方意志很强，一定要种，验收通过就行，不管树能不能活下来。” 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国存在“生态修复的形式主义”。比如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种树、种大树”，强行推进，劳民伤财。 这就引出了我国防沙治沙工作长期存在的第二大问题，重建轻管。“植树造林简单，但后期的管理对林草部门是很大的负担。大家能义务植树，但不能义务管护。”范敬龙说。 朱教君对“三北”工程成效进行过评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对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为65.4%，长期造林成功率仅为40.1%。造林后管理不到位，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将这一问题列入未来沙化土地治理的难点问题之一：后期管护没有资金保障，保护不到位，治理成果巩固压力较大。 除了资金，后期管护的困难还体现在水资源供给上。崔桂鹏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护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态灌溉用水的指标和份额，需要跟水利部门协调。“水利部门和林草部门对生态用水的理解不一样：前者的生态用水是用于维持河道生态，后者则是用在岸上造林绿化，所以以前不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协调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这一问题在六六座谈会后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别是国务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协调机制并制定印发“1+N+X”工作方案，明确相关部门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现在有了协调机制，各部门沟通起来顺畅了许多。大家都意识到，荒漠化防治靠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崔桂鹏说。 另外，他进一步提到，在工程规划中，各地的林草部门已经形成了前期规划、中期建设和后期管护的全链条监督机制，重建轻管的问题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项工程都要经过严谨的专家论证，相应主体要签字、负责。” 防沙治沙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治沙成本越来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纳入“两重”建设范围，已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中央财政资金577亿元，全面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在重点区域落地实施。 崔桂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央财政的补贴标准是一亩地2000元左右，但对于治理难度较大的地方，这个数字仍然不充裕。 董连山也提到，随着畜牧业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够用，需要从山东、东北运草过来，运输成本从之前的每吨10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依靠财政补贴，还需要靠新材料、新机械、新技术的研发。“现在已经有科研人员研发出一些低成本的绿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制成的尼龙袋等，不仅能固沙，还能在老化后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崔桂鹏说。 不过，正如此前栽种杨树却导致防护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样，新材料、新技术想要被纳入“三北”工程，应对其生态效益进行科学、系统、持续的评估。崔桂鹏说，这也应该是“三北”工程接下来要做的事。除了评估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汇、稳产增收等正效应，也要评估水资源消耗、占地遮阴、病虫害等负效应。 “我们经常打一个比方，工程固沙类似于做手术时打麻药的过程，只是止疼，之后还要进一步治疗。”因此，锁边是一个阶段性胜利，但也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2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